《地久天长》（2019，导演王小帅）在国内上映之前，已经盛名在外，挟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女演员银熊奖的光环，天然令人景仰和向往，加上长达三个小时的片长，也令人期待又纠结。——如果精彩的话，看到就是赚到；如果沉闷晦涩的话，那就是双倍煎熬。
自3月22日上映以来，至3月29日，《地久天长》已斩获票房3700万，这个成绩对于一部文艺片来说已经可喜可贺，但相比于此前《白日焰火》（2014，导演刁亦男）的1亿票房来说，差距也很明显。当然，《白日焰火》当年虽然只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银熊奖，但它的卡司阵营包括廖凡、桂纶镁、王学兵、王景春等，有一定的市场号召力，又兼影片的悬疑、犯罪类型设定，观赏性上显然要超过作为伦理剧的《地久天长》。
幸好，《地久天长》上映以来，口碑总体令人满意，豆瓣评分高达8分，关于影片多个维度的解读也层出不穷，并成功地触动部分观众的往事，也击中了部分观众内心柔软或痛楚的地方，从而以催泪大片的方式形成口耳相传的营销态势。
一、“历史”中的个体命运
《地久天长》的时间跨度长达30多年，虽然部分情节的时间坐标不是特别清晰，但大致可以梳理出对人物有重大影响的几个时间标志：1978年知青回城、1983年“严打”、“计划生育”、20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影片号称“平民史诗”，可能也是得益于其对历史风云中普通民众沉浮挣扎的深情注视。
“严打”期间，新建参与的黑灯舞会被定性为“聚众淫乱”，新建入狱，并在监狱里由一个新潮俏皮的青年变得木讷沧桑，只会说着高调空洞的政策术语，失去了那种个性张扬的灵动。还有“计划生育”的高压下，刘耀军看着妻子被拉上车送去医院做手术，气得只能以头撞击墙上的“计划生育”宣传画。还有王丽云听到下岗名单有自己时，眼眶发红，泪光闪烁。粗看起来，影片试图以一种冷静但又不乏悲悯的视角注视着普通个体在大的历史语境中的无力感，体现了一种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及激越的历史批判勇气。这分明像是接续《活着》（1994，导演张艺谋）的薪火，将福贵们的生活延伸到1978年以后。
但是，把《地久天长》类比于《活着》，是对《地久天长》的极大误解。《活着》呈现了个体在动荡时世里艰难生存的图景，以及个体对于命运残酷的被动承受与达观应对，《地久天长》则显然想超越对于具体时代的控诉，用一种隐忍又克制的方式呈现个体内心的冲突，而非个体与时代的对抗。这是一种极为高明的主题建构策略，如果《地久天长》满足于对时代的血泪控告，观众就会默认这样一个逻辑：只要这个时代过去了，或者处在一个更好的时代，很多悲剧就再也不会上演。
事实上，《地久天长》中人物所遭遇的丧子之痛，与具体的时代没有什么关系，它可以发生在任何时空里。当然，“计划生育”使刘耀军夫妇的失独之痛更加尖锐，更加无力回天，但是，刘耀军后来实际上还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养子，一个是茉莉怀的孩子。这就意味着，如果只要还有一个孩子就可以平息刘耀军的失孤之苦，影片提供了两次补偿的机会，但刘耀军都未能或不愿抓住这些机会。这说明，刘星的离丧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没有“计划生育”，即使还有二胎机会，刘耀军夫妇的内心痛苦也不会减弱多少。
刘耀军、王丽云夫妇并非精神虚弱之人，他们能够坦然面对各种无妄之灾，能够在朋友入狱，孩子流产，失去工作岗位等打击中活得坚强，甚至活得乐观，但是，他们唯独无法承受丧子之痛。这种痛，不仅是因为他们对孩子的一份深情，更因为孩子是他们的情感寄托和人生希望。失去了孩子之后，他们的生活变得冰冷凝滞，触目所及都巨大的空洞与虚无。即使他们后来收养了一个长得与刘星很像的周永福，他们仍然会时刻真切地意识到刘星已经不在的事实。
在这种对比之下，我们突然明白了新建和美玉这两个配角的主题意义。他们同样遭受了生活的重大打击，新建当年因追求时髦而入狱，不仅丢了铁饭碗，而且声名狼藉。但是，美玉坚定地等着新建，并在辞去工作之后只身赴南方，最后与新建修成正果。这也说明，真正打倒刘耀军夫妇的，不是人生的巨大创伤，而是那种纠结，那种无法宣泄的怨恨与不满，这使他们无法像新建和美玉那样豁达坚强。
这再次证明，影片中“历史”对于个体命运的影响其实比较有限，真正让人物痛不欲生的不是那种命运无法自主的时刻（如“上山下乡”），不是那些困厄窘迫的绝境（如“下岗”），而是那种对生活失去了热情与希望的寂灭之感。或者说，当平静的生活有了一个巨大的空缺，而这个空缺又成为内心深处一个触手可及的伤口，这样的生活会成为一个黑洞，吞噬掉一切生命意志，使每天的日子都像行尸走肉，麻木苍白。
正是因为这种中性的历史立场，影片更为关注置于前景的普通人如何经营一份平淡的生活，如何感受平凡日子里的细微欢乐以及巨大痛苦。影片想聆听历史洪流中那些似乎微不足道的个体呼吸。而且，面对这些升斗小民的生存挣扎与精神苦痛，影片没有彰显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姿态，也拒绝上帝视角般的悲悯心态，而是用一种更为平和冷静的视角来记录，来审视。
为了更为直观地再现“时间”对于刘耀军夫妇的意义，影片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时间线处理特别清晰，时代感非常强烈，自从刘星溺水身亡之后，时间对于刘耀军夫妇已经停止了，时间的坐标变得特别模糊，因为人物的生活变得轻飘无痕，没有留下任何值得铭记的时刻，他们对于时间的感知能力迟钝了。到了福建之后，刘耀军夫妇的生活几乎远离“历史”。他们像是两个遗世独立的隐士，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身边没有任何会刺激他们回忆的人或物，但是，他们依然不可遏制地沉浸在悲伤之中。这就是片名所谓的“地久天长”。
二、无法平息的伦理伤痛
王丽云的一生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因国家政策胎死腹中，另一个意外身亡。都是丧子之痛，为什么王丽云能够很快在堕胎手术之后心平气和地接受现状，即使手术时出了意外，导致了大出血，从此不能再怀孕，但两夫妻没有怨恨谁，而是小心翼翼地相互搀扶，走过命运之门。那么，为什么刘耀军夫妇无法对刘星之死释怀？仅仅因为刘星是独生子女吗？
刘耀军夫妇可以在不舍不甘中接受一个孩子消失在国家政策的大势之下，他们甚至能接受刘星因为疾病而死亡，但他们无法接受刘星因为沈浩的过错而夭折。因为，沈浩与刘星情同手足，而刘耀军与沈浩的父亲沈英明是“一辈子的兄弟”。更何况，他们还要看着那个导致他们儿子死亡的孩子一天天茁壮成长，甚至开枝散叶，事业有成，人生圆满。
影片名为“地久天长”，英文名是So Long,My Son，直译意为“再见了，我的儿子”，但是，我们更愿意译为“永远的儿子”。无论哪种翻译，都可以看出父母对于儿子的深切思念。在影片中，这个失去的儿子可能已经抽象化为一个意象，一个已经失去的珍爱之物。这个珍爱之物因为失去而变成永恒，生命因失去珍爱之物而变得漫长而乏味。因此，影片在一个特的事件中展示了人世间一种亘古的伤痛，以及这种伤痛对于人生的深远改变。
影片虽然有限展现了在具体历史时空中个体命运被拨弄的处境，但影片更想在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情境中思考更为纯粹和复杂的伦理问题：面对生命中的无常命运、无妄之灾，我们的坦然与接受是来自于内心的平和，还是因为指责对象过于宏大或飘忽而无从下手？面对人生的“爱别离”与“求不得”，我们是缠绕在不可排遣的悲伤中无法自拔，任由一生被这种悲伤侵蚀得面目全非，还是以一种豁达超脱的心态拥抱余生？
影片多次使用《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歌，大多数时候这首歌像是一种反讽，但又像某种祭奠，祭奠我们生命中曾经有过的“地久天长”时刻，同时也质疑“地久天长“的虚幻性。当刘耀军抱着溺水的刘星来到医院，以及王丽云被强行送入手术室时，都响起了“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这个旋律指向刘耀军与两个孩子的告别，也指向对“友谊地久天长”的最后一次缅怀。——从此，不会再有天长地久的友谊，只有绵绵无绝期的思念、痛苦、愧疚、煎熬。
这时，我们进一步理解了影片的野心，它不想复原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平民生活史诗，更不想用激烈的控诉完成对于历史的某种质疑与批判，而是想呈现几个普通人在历史长河中未被历史所彻底摆布，却被内心的道德情感所支配，进而一辈子活得沉重、活得压抑、活得失去自我的现实。要说“地久天长”，这才是“地久天长”的痛苦。
三、“地久天长”
真的有必要和有可能吗？
影片长达三个小时，无限放大了许多生活细节，但又无限压缩了许多关键信息。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三个小时的时长真的有必要吗？或者说，影片用纪录片的方式展现生活的原生态质感，用专注甚至不厌其烦的镜头关注普通人生活的庸常状态，究竟是出于影像风格的需要，以便营造特定的情绪氛围，还是为了刻意打造一种对生活不加干涉，不加评价，只负责呈现的中立情感立场？甚至，这种凝重迟缓的影像风格，究竟意味着对普通人给予最大尊重的忠实记录，还是因为创作者缺少对于生活进行裁剪加工，提纯萃取的能力？
由于时间跨度比较大，又要体现人物的意识流动状态，影片在时间的回溯和时间的推进之间来回切换，并在现实时空里处理多组人物的生活状态，因而对于剪辑的要求极高。从完成效果来看，影片的剪辑兼具粗砺与细腻之感，在线性的叙述中不时穿插意识的跳动，因而随意和跳跃的剪辑风格也颇为明显。甚至，影片在剪辑点的选择上，有时故意回避了对连贯性与流畅性的追求，为了符合人物的意识流动而呈现一种散漫自由的特点，或者为了降低煽情时刻的情绪累积而强行切换场景和时空，这显然会造成观众理解上的困难以及对于时空梳理的挑战，但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影片也通过刻意制造的剪辑生涩，避免因情节过于顺畅或者情绪的刻意强化而导致观众理性的放逐和思考的停止。
我们可以考察影片中重点渲染的那些细节，许多都与生活的日常性有关，而一些对人物有致命影响的关键契机，或者人物处于内心暴风骤雨状态的时刻，影片反而尽量淡化甚至忽略。例如，影片会用中近景强调沈浩邀请刘星下去玩的场景，却用大远景遥望刘耀军抱着刘星尸体的绝望时刻。还有，摄影机会不厌其烦地停留在一众人在刘耀军家里听《友谊地久天长》的场景，但对于新建入狱，以及新建出狱之后如何与美玉终成眷属的过程忽略不计。甚至，影片不从正面还原周永福在学校的经历以及内心起伏，却会用生活化的细节捕捉刘耀军夫妇看到家里浸泡在水里之后收拾的情景。正因为这种艺术处理策略，影片看起来缺乏节奏，也缺乏那种煽情性的高光时刻，而是像日常生活的流淌，但召唤观众从这些日常性的细节中去感受对于人物内心甚至人物一生的微言大义。
影片在影像风格上无限向生活的素朴样貌靠近，却又在结尾处让人物之间，人物与生活达成了某种和解，尤其让刘耀军夫妇与周永福实现了沟通，一切又变得充满希望。从对观众进行心理抚慰的角度来说，这个结尾特别有必要，但从故事的内部逻辑来说，尤其从影片的主题表达方向来说，这个结尾特别空洞无力。
在影片开头，刘耀军与沈英明之所以是“一辈子的兄弟”，不是基于性格或情趣的相投，而是基于共同的经历、籍贯、工作单位等因素，当然还包括两人的儿子同年同月同日生这种巧合中的缘分。这样推演下去，刘星与沈浩之间情同手足，其实也不是因为两人感情有多好，或者两人在兴趣爱好、性格脾性等方面有多投缘或者互相吸引，纯粹是因为父辈的情谊在那里，再加上天天同进同出，一同游玩，就成了“兄弟”。换言之，这种“地久天长”的情谊从来没什么牢靠的情感或价值观根基。
更进一步延伸的话，刘耀军、沈英明两对夫妻之间的结合其实也带有某种盲目性。他们同样因为一些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工作单位等因素而结合在一起，但彼此谈不上有多少感情，甚至缺乏对对方深入的了解与理解。尤其在刘耀军和王丽云之间，他们的婚姻因刘星的溺亡而变得徒有其表。因此，影片也是借刘星的溺亡作为一块试金石，让观众看看这些所谓地久天长的友谊，与子偕老的婚姻有多么脆弱和虚幻。
我们毫不怀疑一个孩子的死亡会对一个家庭带来重大打击，但看到刘耀军夫妇的生活状态，我们又不由感慨其情感根基的虚浮，其内心结构的虚弱。或者说，因为刘星的离去就使人生变得彻底灰暗，就使两个人变得死气沉沉，那是不是意味着两人一直把刘星当作婚姻的联结纽带，当作人生的重大希望？那么，他们在离开了刘星之后的情感纽带在哪里？他们的人生在失去了刘星之后的意义和希望又在哪里？
还有刘耀军收养的周永福，他作为一个被人忽略，被人冷落，甚至没有身份的叛逆少年，他渴望出去，渴望有朋友都合情合理。但影片在省略了他在外面的生活经历与内心嬗变之后，突兀地让他带着女朋友回家，以一个浪子回头的形象重新投靠刘耀军夫妇，这未免有点牵强。还有，刘耀军夫妇把回归的周永福当作人生之光，当作生活的意义，这其实又回到了他们把刘星当作精神支撑，再次证明了他们的内心并没有真正完成成长。
影片《地久天长》将普通人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以低度曝光的方式还原为生活常态，并在与“历史”保持一种疏离状态的艺术处理中呈现生活的日常性甚至纯粹性，从而让观众看到人生情态、人生状态的本初面目。但是，影片的节奏控制仍然不够理想，部分原生态的生活影像对于剧情和主题的意义不够明显，尤其部分情节的处理有着想当然的意味，缺乏内在的逻辑（如沈茉莉爱上刘耀军，并在事过境迁之后与刘耀军情难自已），进而也失去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影片最大的意义是对一个有生活质感的伦理故事进行了形而上的思考，对于中国人的生活伦理、道德情感、人生状态有着举重若轻的描摹与反思。
— THE END —
作者 | 龚金平
编辑 | 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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